评论: 从归途到国魂：一首春运诗的文化解码 现代诗歌史上，杨得泉的《归途》如一枚微小的铜镜，映照出当代中国最为宏大的文化景观——春运。这四行二十八字构成的诗行，既是私人化的情感表达，更是集体性的文化仪式。诗中“日行万里不希奇”的超现实速度与“车站码头归客急”的现实焦虑形成张力，揭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悖论：科技越发达，归途越急迫；物质越丰裕，乡愁越浓郁。 “归客急”三个字构成全诗的情感引擎。“急”不仅指向时间的紧迫，更暗示着一种文化基因的驱动。中国人对“归”的执念，可追溯至《诗经》中的“我徂东山，慆慆不归”、《楚辞》里的“鸟飞反故乡兮，狐死必首丘”。千年文脉中，“归”从来不是简单的地理位移，而是精神皈依、身份确认与文化复位的多维旅程。春运中亿万人流的涌动，实则是这种文化基因在工业时代的集体展演。 “聚梦多情终有望”一句中，“梦”与“情”的并置意味深长。这里的“梦”既是个人对家庭团聚的期盼，也是集体潜意识中对“团圆”这一文化原型的追寻。从除夕守岁到中秋赏月，中国文化始终围绕“圆”的意象构建其时间观与空间观。春运的壮观场面，不过是这一文化心理在运输系统上的投射——每个人都是圆心，家是唯一的圆周。 末句“家中早已备筵席”以最质朴的语言完成了最深刻的文化宣言。筵席在中国从来不只是食物的陈列，更是伦理秩序的具象化。座次的安排、菜肴的寓意、敬酒的次序，无不体现着长幼尊卑的礼制传统。这句诗揭示了一个真相：春运的目的地不是某个经纬度坐标，而是一套等待激活的文化密码。游子归乡，实质是重新嵌入这套熟悉的文化程序，通过共食一桌饭、共饮一壶酒，完成个体与家族的文化续约。 从文学价值看，这首诗的朴素恰是其力量所在。它放弃了现代诗歌常见的隐喻迷宫与意象游戏，直指中国人最根本的情感结构。在技术理性笼罩一切的时代，这种对传统人伦关系的坚定守望，构成了抵御异化的精神屏障。诗歌中的“车站码头”是现代性的象征，“家中筵席”则是传统的隐喻，二者的对峙与和解，恰是当代中国精神境遇的缩影。 当我们站在高铁站台上，看人流如织，或许能更深刻地领会这首小诗的重量。每个拖着行李箱的旅客，都是一行移动的诗句；每次列车时刻表的刷新，都是这首集体长诗的新韵脚。《归途》虽然简短，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码春运现象的文学密钥——那不是运输系统的压力测试，而是一个文明千年如一的、对“回家”的温柔固执。 归途无新事，归人总关情。杨得泉以一首小诗提醒我们：无论科技如何重塑我们的出行方式，文化记忆的磁力永不消减。在“日行万里”已成常态的时代，最遥远的距离或许不是地理的，而是我们与自身文化根脉之间那道需要时时跨越的心灵鸿沟。归途的终点，始终是那个可以确认“我是谁”的文化原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