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轼在中国文坛的价值与成就

蒋燕记

在黄州赤壁的江风里，总似有一蓑烟雨拂过千年，给后人留下无限哲思。那个在乱石穿空处写下“大江东去”的身影，早已超越了时空的界限，成为中国文坛星空中最为璀璨的星辰之一。苏轼的诞生与存在，犹如一剂活水，为宋代乃至后世的文学注入了兼容并蓄的生命力，他的成就与作用，恰似他笔下的庐山瀑布，既有雷霆万钧的气势，又有滋养万物的绵长。

苏轼的文学成就，首先在于他对多种文体的全能驾驭。诗、词、歌、赋、曲、文、书、画，他皆臻化境，这种“全才”的特质在文学史上实属罕见。其诗题材广博，既能如《题西林壁》以哲思洞穿世事，又能像《惠崇春江晚景》用生趣点染自然，开创了宋代诗歌“理趣”与“俗趣”并存的新风；其词更是具有革命性，打破了“词为艳科”的桎梏，将怀古、言志、山水等题材纳入词中，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以英雄豪情拓宽词的境界，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以旷达哲思提升词的格调，让宋词从乡野“小道”一跃成为与唐诗并驾齐驱的抒情载体；他的散文更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中的翘楚，《赤壁赋》堪称千古绝唱。文中将景、情、理熔于一炉，夜游赤壁的清幽、人生短促的慨叹与“逝者如斯，而未尝往也”的顿悟交织，既有汉赋的铺陈气象，又有宋文的思辨深度，开创了散文抒情与议论水乳交融的新范式。这种“行云流水”的文风，影响了后世无数文人，从明代的公安派到清代的桐城派，都能看到苏轼散文精神的影子。

康熙末年，黄州知府郭朝祚因敬仰苏轼的道德文章，在他修缮赤壁后将黄州赤壁挂牌改为“东坡赤壁”，并在门楼上刻下对联：“客到黄州，或从夏口西来武昌东去；天生赤壁，不过周郎一炬苏子两游”。可见苏轼的《赤壁赋》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。

最近，中央电视台一台在播放“宗师列传•唐宋八大家”的专题节目时，撒贝宁在开篇的主持词中介绍苏轼，说他既有“竹杖芒鞋轻胜马”的洒脱，也有“蜉蝣天地，明月清风”的哲思。现场嘉宾康震说：“苏轼是中国古代大文豪中最有趣的一个，也是最亲切的一个，总是给人有一种感觉，他是我家的大文豪，是我的大文豪，是我们的大文豪。”这一切都说明苏轼开创了文学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理念，赢得了人民大众的喜爱与拥护。所以，他一直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。

更加深远的是，苏轼以其人格魅力重塑了文人的精神维度。他宦海沉浮四十年，从京城到黄州、惠州、儋州，他始终以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旷达直面逆境。在黄州，他亲自劳作，开垦东坡土地，自号“东坡居士”，将生活的困顿转化为创作的沃土；在惠州，他穷困潦倒，一穷二白，竟然能写下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，把贬谪的苦涩酿成诗意的甘甜。他这种“在苦难中扎根开花”的生命态度，为后世文人树立了精神标杆——文学不再仅是一种遣怀的工具，更是文人雅士们安顿心灵的精神家园。

他的创作还打通了雅俗的界限。既能写好给帝王的应制文章，也常有赠予农妇的打油诗；既会在词中化用《论语》典故，也能在《猪肉颂》里调侃“净洗铛，少著水，柴头罨烟焰不起”，的烹饪之道。这种对生活本真的热爱，让文学走出了象牙塔，变得更加鲜活而亲切。后世文人学习苏轼，不仅学其文，更学其“人间至味是清欢”的生活哲学。

时光走到了千年后的今天，当我们在中秋之夜吟诵“但愿人长久”，或在失意的时候想起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时，便知苏轼从未离开过我们远去。他以笔为舟，载着中国文人的精神密码，继续在历史的长河中缓缓航行，成为照亮无数人心灵的灯塔。这，便是他留给文坛最珍贵的价值与成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