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的北风卷着雪沫子，在黄土坡上打旋儿，把村口老槐树的枝丫刮得呜呜响。我缩着脖子跟在娘身后，棉鞋踩在冻硬的土路上，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脆响，像咬碎了冻梨的冰壳。年三十的傍晚，炊烟裹着肉香从各家烟囱里钻出来，混着鞭炮的零星脆响，把整个黄土坳烘得暖融融的。

“三儿，给你爷磕头。”娘把我往前推了推，我穿着新做的蓝布棉袄，袖口还缝着一圈没拆的白边，膝盖刚碰到冰凉的炕沿，就被爷爷粗糙的手扶住了。“咱娃乖，不用磕。”他从怀里掏出个红布包，层层叠叠裹得严实，递到我手里时，还带着体温。红布是娘做棉袄剩下的边角料，上面绣着一朵歪歪扭扭的梅花，针脚密得像撒了把芝麻。

 我攥着红布包跑出门，雪粒子打在脸上生疼，却顾不上擦。布包里是五块钱，崭新的纸币，边角挺括，摸起来像薄纸板。这是我长到八岁，收到的最多的压岁钱。前两年要么是一毛两毛，要么是块把钱的硬币，娘都会收走，说“存着给你交学费”，可今年爷爷特意嘱咐：“这钱给娃自己留着，想买啥买啥。”

 我揣着红布包，在雪地里转了三圈，最后跑到村东头的老磨盘旁。磨盘裂着一道缝，里面积着干草和碎雪。我把红布包塞进去，又用几块石头挡住，心里盘算着：等开春开学，就用这钱买本新华字典。同桌小花有一本，封面是红色的，翻开有淡淡的油墨香，她总在课间拿出来显摆，我早就眼馋了。

 大年初一早上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爬起来往老磨盘跑。雪停了，太阳挂在东边的山坳上，把雪地照得发亮。可当我搬开石头，却发现磨盘的裂缝里空空如也，红布包不见了！

 我急得直哭，用冻得通红的手扒拉着干草和碎雪，指甲缝里嵌进了泥渣也浑然不觉。哭声惊动了路过的二婶，她裹着棉袄跑过来，问清缘由后，皱着眉说：“怕是被谁家的娃拿去了，这过年过节的，村里娃都在外面疯跑。”

我沿着村口的路挨家挨户问，可没人见过红布包。小花说看见邻村的狗剩昨天在老磨盘附近转悠，我立马跑去狗剩家。狗剩正蹲在院子里啃骨头，看见我进来，眼神躲躲闪闪。“你是不是拿了我的红布包？”我攥着拳头问，声音都在发颤。狗剩梗着脖子否认，他娘听见动静出来，劈头盖脸把他骂了一顿，说他“没出息，穷疯了”，可狗剩还是咬定没拿。

回到家，我趴在炕沿上哭，娘坐在旁边纳鞋底，针线“嗤啦嗤啦”响。“丢了就丢了，别哭了。”娘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安抚的力量。爷爷坐在炕另一头，吧嗒吧嗒抽着旱烟，烟锅里的火星明灭不定。“娃，别急，钱丢了能再挣，咱慢慢找。”他说完，又从怀里掏出一块钱，“先拿着，想买啥先买。”我摇摇头，心里堵得慌，那五块钱不仅是钱，更是我盼了好久的字典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天天在村里转悠，像只丢了魂的小狗。初三那天，我走到村后的小河边，冰面结得厚厚的，几个小孩在上面滑冰。突然，我看见河中央的冰缝里，露着一角红布。我心里一紧，趴在冰面上往里面看，果然是我的红布包！许是昨天升温，冰面化了道缝，红布包从磨盘缝里掉出来，被风吹到了河边，又顺着冰缝滑了进去。

 我想爬过去拿，可冰面太滑，刚站起来就摔了个屁股墩。这时，爷爷扛着锄头走过来，他要去地里看看麦苗。看见我趴在冰上，急忙跑过来把我拉起来：“傻娃，冰面危险！”我指着冰缝里的红布包，爷爷眯着眼睛看了半天，然后脱下棉袄铺在冰上，慢慢爬过去，用锄头把红布包勾了出来。

红布包湿了大半，纸币被泡得有些发皱，却完好无损。爷爷把布包揣进怀里暖着，带我回家。娘烧了盆热水，把纸币摊在炕头，用干净的布擦干，又放在炉子边慢慢烘干。纸币恢复了平整，只是边角多了些褶皱，像爷爷额头的皱纹。

 开学那天，我揣着五块钱，高高兴兴地去镇上书店买了新华字典。封面是鲜红的，和我想象中一样，翻开有淡淡的油墨香。放学回家，我把字典递给爷爷看，他戴上老花镜，一页一页翻着，嘴角咧开大大的笑容，露出豁了一颗的门牙。“咱娃有字典了，以后就能认更多字，考大学，去城里。”

许多年后，我真的考上了大学，离开了黄土坳。每次回家，爷爷都会提起那五块钱的压岁钱，说那天他在冰面上爬的时候，心里怕得很，就怕冰裂了，可一想到我哭红的眼睛，就啥也不怕了。那只红布包，娘一直留着，后来给我缝在了我的枕头里，说能辟邪，能保平安。

如今，爷爷已经不在了，可每当我摸到枕头里的红布包，就仿佛还能感受到他手心的温度，感受到那年冬天雪地里的暖。那五块钱的压岁钱，不仅买来了一本字典，更买来了童年最珍贵的快乐与感动，像一粒种子，在我心里生根发芽，长成了永远的牵挂。